汉彩霓裳之汉服制式——唐（二）
唐代国家统一，经济繁荣，形制更加开放，服饰愈益华丽。唐代女装的特点是裙、衫、帔的统一。唐朝女服较之其它朝代，具有强烈的自信心与流行意识，更加追求大气飘逸与华丽绚烂。
襦裙服是汉族女子服饰中非常基础的一种款式，即女子上穿短襦，下着长裙（俗称上衣下裳）的传统装束。唐女的襦裙装在盛世的影响下充分发展，加半臂，佩披帛，于是襦裙装成为唐代乃至整个中国服装史中最为精彩而又动人的一种配套装束了。
（一）襦：
即上衣，一般只长到腰，很短，及腰处通常被收扎在裙线下。外面可加套“半臂”、“背心”，甚至更长的“褙子（bei）”。
唐女的襦、褙等上衣是各个阶层的常服。元稹诗句“藕丝衫子藕丝裙”，张佑诗句“鸳鸯绣带抛何处，孔雀罗衫付阿谁”，欧阳炯诗句“红袖女郎相引去”。从这些诗句看，唐代女子着襦、衫已非常普遍，而且喜欢红，浅红或淡赭，浅绿等色，并加上“罗衫叶叶绣重重，金凤银鹅各一丛”的金银彩绣为饰，外观更是美不可言。
襦的领口又分为“交领”与“对襟”。交领襦衣领口似“y”字形，右襟在内，左襟在外，且左襟于右腰处收紧。对襟襦衣则左右对称，于腰部正中收束，中间空档处露出里面的交领里衣或者诃子（hē，即抹胸）。襦衣外面套的半臂与褙子等的领口大多属于对襟。
襦的袖口又分为“窄袖”与“宽袖”。民间下层妇女多为窄袖，与现代无异；上层贵仕则是方便的窄袖与华丽飘逸的宽袖并存。
妇女下裳为裙。制裙面料多为丝织品，但用料有多少之别，通常以多幅为佳。唐代裙的质料、色彩和样式均大大超过前代，可谓群芳争艳，瑰丽多姿。如唐诗中所涉及的诸多裙式有：“上仙初着翠霞裙”，“荷叶罗裙一色裁”、“两人抬起隐花裙”、“竹叶裙”、“碧纱裙”、“新换霓裳月色裙”等。唐代裙色多彩，可以尽如人所好，多为深红、杏黄、绛紫、月青、青绿。其中尤以石榴色流行时间最长。李白有“眉欺杨柳叶，裙妒石榴花。”万楚五有“眉黛夺得萱草色，红裙妒杀石榴花。”其流行范围之广，从《燕京五月歌》中可见，“石榴花开街欲焚，蟠枝屈朵皆崩云，千门万户买不尽，剩将女儿染红裙。”石榴裙最大的特点，是裙束较高，上披短小襦衣，两者宽窄长短形成鲜明对比。“罗衫叶叶绣重重，金凤银鹅各一丝”。“眉黛夺得萱草色，红裙妒杀石榴花”。唐代的裙子颜色绚丽，红、紫、黄、绿争艳斗研，尤以红裙为姣姣者。街上流行红裙子，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盛唐时期，就已经遍地榴花染舞裙了。
这种上衣下裙的款式是对前代服装的继承、发展和完善。从整体效果看，上衣短小而裙长曳地，使体态显得苗条和修长。
（一）半臂：
又称半袖，是从魏晋以来上襦发展而出的一种对襟(或套头)短外衣，它的特征是袖长及肘，身长及腰，通常套在衫襦之外。
在中国隋唐时期，半臂有对襟、套头、翻领或无领式样，对襟的以小带子当胸结住。流行于隋代宫廷内，先为宫中内官、女史所服，在初唐，半臂更为普及，不仅男、女都可以穿用，而且进入宫廷常服的行列，同时传至民间。但是，其中较为流行的翻领，并非汉族服饰的传统。唐代是个多元文化共存的时代，当时的女性们不止自己引领国际时尚潮流，也善于从第三世界民族服装中汲取灵感，据说很可能起源于西域的音乐国度龟兹。
半臂在初唐颇盛行，也与初唐时服饰多为窄型有关。现今发现的唐代永泰公主墓壁画上，仪仗队的宫女中，有一位梳着螺髻的女子，就在衣裙外罩了一件半臂。
褙子，又名绰子。一种由半臂或中单演变而成的上衣，特点是将半臂的袖与下襟大大延长。始于唐，盛行于宋、元、明朝，在明代又发展出披风。男女皆服，因使用和时间的不同，其形式变化甚多。
虽然是在唐之后的宋元明代才盛行，但亦可参考其时的形制：宋代男子从皇帝，官吏、士人、商贾、仪卫等都穿。妇女从后、妃、公主到一般妇女都穿。但男子一般把褙子当做便服或衬在礼服里面的衣服来穿。而妇女则可以当做常服（公服）及次于大礼服的常礼服来穿。
唐代女服中有一种在贵妇间流行的款式：高腰襦裙。它将裙带高高系在腰线以上，比如胸下，甚至系在胸线上方，准确地说应称为齐胸襦裙。这种款式无论身材丰腴还是瘦削都能达到别样的飘逸效果，尤其是在以丰腴为流行的圈子中更受欢迎。
齐胸襦裙一般分为两种，分别是“对襟”齐胸襦裙与“交领”齐胸襦裙，一般来说对襟齐胸襦裙的使用范围更加广一点。
齐胸襦裙在唐朝仕女中非常盛行，现在保留的不少古画、出土文物都有它的踪迹。可悲的是，由于今人对历史的遗忘，很多人看见齐胸襦裙的女性形象时反而以为是韩国的服装（小编将在之后详细介绍齐胸襦裙与韩服的区别）。
说到唐代女服的代表，“女式大袖衫”可谓之一。大袖衫一词本泛指宽衣大袖的款式，比如魏晋时期的男子一般都穿大袖翩翩的衫子，风流倜傥，直到南朝时期，这种衫子仍为各阶层男子所爱好，成为一时的风尚。但这里讲的大袖衫，专指唐代女子的特宽大袖礼服。它比通常的宽袖外衣还要宽大，在普通中衣外或披或系，大气飘逸。充分反映了唐代繁华、恢弘、大气的文化特征，呈现出当时华丽开放的审美风尚。现今很多人想象中的“超宽超大的仙女衣”基本就源自这种大袖衫。
这种宽大衣式的兴起，却与讲究狭窄的胡服有关系。唐时国力鼎盛，对外的交往繁荣，胡服也在此时进入中原。但是若放任胡服的越来越盛，却有被文化浸透丧失自我的危险。虽然大唐国力鼎盛，对文化影响颇有自信，但依然有人担心无节制地效仿胡风带来的一些消极影响（这与当代的中国国情极其相似）。
于是大和二年的五月丁亥日，唐文宗遣宦官向公主们宣布了一道圣旨：今后每逢召对之日，不得广插钗梳，不可穿短窄衣服。他认为，泱泱中华应该有属于中华的特色装束，怎能一昧地追捧胡人的装束呢？况且，短窄衣男女无别，令不少人不爽。所以，他降旨要求公主们在觐见之日，要穿上能代表中华气度之衣裳，以做天下表率。文宗之后，比较宽大的女装样式开始兴起。仕女们感受了这种宽衣的美丽大气，开始舍得在衣袖和裙裾上使用大量的好面料，它们的长、宽都比初唐时多了1倍左右。首先是外套大衣追求宽大华丽，加上贴衣单衣向更宽松的方向发展。一些贵族妇女身穿锦绣长裙，裙子用锦带系于胸部，宽大的下摆托在地上，上身不穿厚厚的内衣，而代之以一件薄薄的纱衣，风流百态，以女性特有的妩媚打破传统的封闭。
《簪花仕女图》，绢本设色，唐代画家周昉作，用笔朴实，气韵古雅。现藏辽宁省博物馆，这也是证明除了出土文物汉服真正存在的另一证据。描写贵族妇女春夏之交赏花游园的情景，画面描绘仕女们的闲适生活。她们华丽奢艳在庭院中游玩，动作悠闲、拈花、拍蝶、戏犬、赏鹤、徐行、懒坐、无所事事，侍女们持扇相从。其赋色技巧，层次明晰，面部的晕色，衣着的装饰，都极尽工巧之能事。轻纱的透亮松软，皮肤的润润光泽，都画得肖似，表现出作者具有高度的艺术技巧和概括能力。
宫女们的纱衣长裙和花髻是当时的盛装，高髻时兴上簪大牡丹，下插茉莉花，在黑发的衬托下，显得雅洁、明丽。画中描绘的是贵族妇女在庭中散步采花，捉蝶时的情景。图中人物的服饰，与其它“中规中矩”的画像不同，如头戴特大花朵，身穿透明纱衣等，都是罕见的新奇装束。
由于《簪花仕女图》中服饰的开放度即使现代看来也是非常大胆的，也远远超过了同时代层层裹裹的中世纪西欧，导致它的社会真实性一直受到争议。现从出土的大批中、晚唐时期的陶俑来看，画中仕女的服饰反映了当时的最开放的女性时装文化。对照文献记载，这种服饰是中晚唐时期的样式，并一直流传到五代。
女着男装在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是较为罕见的现象。《礼记内则》曾规定，“男女不通衣服。”尽管事实上不可能这么绝对，但是女子着男装，常会被认为是不守妇道不够本分。唐以前虽然在汉魏时也有男女服式差异较小的现象，但那不属于女着男装，只有在气氛非常宽松的唐代，女着男装才有可能蔚然成风。
《旧唐书舆服志》载，“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已明确记录下女着男装的情景。《新唐书 五行志》记，“高宗尝内宴，太平公主紫衫玉带，皂罗折上巾，具纷砺七事，歌舞于帝前。帝与后笑曰‘女子不可为武官，何为此装束？’”看得出来，皇帝也是抱着宽容欣赏的态度，并没有呵斥女儿不守礼法。虽说这太平公主此举有些恃宠撒娇，但也说明了唐初已经出现女着男装的案例。
女着男装的风气尤在大唐开元、天宝年间盛行。《中华古今注》记，“至天宝年中，士人之妻，著丈夫靴衫鞭帽，内外一体也。”《新唐书李石传》记，“吾闻禁中有金鸟锦袍二，昔玄宗幸温泉与杨贵妃衣之。”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女子仿制男装，穿着男装相当普遍。
唐代的女子服饰相对于之前是较为开放的，从一些壁画、绘画、文物等都可以看到。
在永泰公主墓东壁壁画上，有一个梳高髻、露胸、肩披红帛，上着黄色窄袖短衫、下著绿色曳地长裙、腰垂红色腰带的唐代妇女形象，从而对“粉胸半掩疑暗雪”，“坐时衣带萦纤草，行即裙裾扫落梅”有了更形象的理解。但是慢束罗裙半露胸，并不是什么人都这样的。实际上唐代妇女依然处在封建礼教的制约下，只有身份特殊的人才穿出开胸衫。古画中人可以半裸胸，那也是养在内宅；歌女们半裸胸，则是以身体取悦于统治阶级。而平民百姓家的女子仍然是不半裸胸的。当时，唐朝半露胸的裙装有点类似于现代西方的夜礼服，只是不准露出肩膀和后背。
“半露胸”的绘画，与“女着男装”的案例，似乎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思想开放的程度。因此很多人由此相信唐代的女性开放自由。但这其实只是一种片面的理解。实际上，武则天之后，唐朝社会对女性抛头露面的情况愈加心怀芥蒂，“守本分、守妇道”为仕家大族对女性成员的通常要求。考察古代封建文化对女性定立的规章制约，很多教条书籍就出于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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